姜  鹏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162129.shtml
　　不计历史影像依旧模糊的三代，自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也已经够长，但仔细盘点盘
点，其中能确立相对长期安定秩序的统一王朝，还真不多。苏辙说，三代以下“能一天
下者四君”，分别指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苏辙没机会看到的明、
清两代，也无非汉、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夹在这个序列里面，又似乎多少有点
尴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对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称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几朝
相比，显得格局褊狭、气象暗弱。宋朝立国两次，又两次被游牧民族的铁骑摧毁，这在
中国历史上也是仅有。尤其是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在严别夷夏之防的传统思维中，更
是奇耻大辱。于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类简明扼要的文字对宋代作了定评，此后的
历史叙述中，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积贫积弱”作为概括宋代整体特征的首选词汇。甚
至有人描绘宋代的人格形象，应该是“哭哭啼啼”的，对辽战争失败、对夏战争失败、
对金战争失败、对蒙战争失败，轻则丧师辱国，失地纳币，重则宗庙颠覆，神器易主，
可不得哭哭啼啼吗？总之一个字：弱！即便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
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这些权威学者对于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都不足以
取代因军事失败而铸就的宋代形象。民间文学中杨家将故事和岳飞事迹的流传，好像也
是特意用来反讽宋代军政的萎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宋代不贫，而且很富有，使得宋
代在很多历史叙述中开始“脱贫”了。但军事上的“弱”，由于诸多战败事实的存在，
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铁案。

 

　　果真如此吗？有好事者经过统计，意外地发现，宋代对外战争的得胜率居然超过唐
代！更有不少军事史研究著作已经注意到宋代兵种的齐全与协调作战能力的强大，与素
来宋代军事力量薄弱的通见并不匹配。或许这些零零碎碎的论据尚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成
见，促使人们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宋代军事史，但曾瑞龙博士的两本著作：《经略幽燕》
和《拓边西北》，却已经为我们重新审视宋代军事史打开了新窗。

　　

　　《经略幽燕》的副标题叫“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的副题
则是“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不用多说，光看副标题，读者也能明白这两部书的
具体研究范围与旨趣所在。《经略幽燕》引入战略分析视角，试图将宋辽战争作为整合
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论上极富创新和启示性意义，而经过细微入里
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颠覆性的结论。故此书出版后不久，就引起宋史学界及相关研
究领域的强烈反响，且在2004年大陆宋史年会上，被授予“邓广铭学术成果奖”。但对
于普通读者来说，港版书毕竟难得，曾瑞龙博士也并未活跃于大陆学界，故其人其书的
名声还基本局限在专业圈子里。然而宋代的军事历史，又恰恰是一般读者乐于谈论、业
余研究者扎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让这两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

 

　　以往检讨宋代军事失败的论著，不管具体持论如何，都会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宋初
的几个立国政策，从中寻找宋代军事灾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最躲不过后
世史家口诛笔伐的，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三大国策。强干弱
枝造成边防军事力量薄弱，重文轻武使得军事人才匮乏，先南后北则错失收复燕云的良
机。这些长期以来占据宋代军事史研究主流话语权的论说，看起来颇有理据，其实根本
经不起历史细节的推敲。

 

　　比如强干弱枝问题，曾瑞龙博士举出早在北魏时期已有“深固根本，强干弱枝”（
《经略幽燕》第一章“北宋军事失败的宏观解释”，页4）的战略主张。笔者想在这里补
充一则更为具体的例证：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
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
既久，武备寝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
天，两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
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书·陆贽传》）

 

　　这是中唐名臣陆贽给唐德宗奏章中的说辞，所描绘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强干弱
枝之策。而且陆贽显然认为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并假设若不是后代没有坚守这个国策，
安史之乱根本无缘发生。其实关于宇文泰以后至唐代，历代帝王的“关中本位政策”及
其在军事上相应的重本轻末策略，陈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
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早有详细论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碍于王朝畛域而未暇关注，此
又断代研究不尽通识之一例。

 

　　由此可见，“强干弱枝”的军事分布策略并非宋代的发明，而是北朝以来就有的深
厚传统。史家以此来批评宋代军事之不振，颇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来看看“重文轻武
”问题。宋代文治发达，是众所公认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导致轻武，此间恐怕仍然缺乏
有力证明。与这一想当然式的逻辑武断相反，曾瑞龙博士另一本名著《拓边西北》，给
我们讲述了很多胸怀壮志的文士积极投身边事，谋取开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该书第三
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讨论的以种朴为中心的种氏几代人的经边活动，都能
与我们熟知的青年张载好论兵事而被范仲淹责以读《中庸》的故事相印证。熟悉武术史
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术最讲究实用，流传至今的很多实用技击术，都可以溯源至
宋。这些都告诉我们，宋代的社会风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没有因重文而
导致“唯武不扬”。至于宋军的作战能力究竟如何，还是请大家细读曾博士的那两本书
。两书对宋辽战争、宋夏战争中几次关乎战略形势转变的重要战役，几乎都有细致入微
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内容诚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如果我们仅据最终结果来判分，而忽
略既复杂丰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掺杂着某些偶然因素的历史细部环境，难免堕入“成王
败寇”式庸俗历史观的窠臼。

　　

　　相比之下，对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所进行的批评最为无稽。论史者每因周世
宗未能克复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遗志，趁契丹内政紊乱之际
大张北伐，则燕云故土唾手可得，无奈太祖改北伐为南征，坐失完璧国土之良机。且不
说并没有强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周世宗在对辽战争中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即这种论说本身
就犯了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以一种未发生的历史假设作为立论的依据。周世宗不死就
一定能收复燕云吗？契丹内政上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拖垮它的边防能力吗？宋太宗太平兴
国四年（979年）第一次伐辽，不正欲趁戡定北汉、士气高涨之势吗？雍熙三年（986年
）再度伐辽，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国疑的机会吗？结果如何？受过系统史学研究训练
的学者都很容易察觉到这一立论的先天阙失,完全有理由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伪问
题。但奇怪的是，关于“先南后北”之是非的讨论曾一度持续得很热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与现代宋史研究自其开创以来即为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强烈的领
域有关。正如亡明遗老王夫之对宋代贫弱的批评中蕴含着异代同悲的炽热情感，现代宋
史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以来，也一直与当时中国的危困时局紧密纠结，尤其是
对外战争史的研究。南宋高举功利主义旗帜的浙东学派、高调提倡北伐的陈亮等人物在
那个时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个明证。这一思维一则渗透到宋史研究的各个角落，二
则持续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下半叶宋代军事史研究的很多议题，仍能清晰地显露出背后
民族主义立场的投影，“先南后北”问题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关于因民族主义情绪而扭曲宋代军事史，曾瑞龙博士在《经略幽燕》的学术史回顾
部分已有论及。本文前述三个议题，不仅“先南后北”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有民族主义
立场的预设，即如对“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讨论，也是以民族国家的大关怀为
其前提的。曾氏已经发现，在宋代的内部并找不出太明显的因重文而轻武的例证，“重
文轻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给宋人，并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页9-10）。综合这些认知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史学在一般状态下接受宋代积贫积弱的形
象，尤其指责它在军事上的无能，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意识下的产物。历史认知无法根
本摆脱认识者当时的语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笔者并无意指责晚近以来史家的这一
偏向。但为澄清历史而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颇，也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廓清宋代历史的原本面貌作努力。相关的研究如张希清等编著
《澶渊之盟新论》，以澶渊之盟为核心展开宋辽关系的讨论，以及大陆有关出版社引进
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晋生《宋辽关系史》，都给大陆学界调整思路，重新审
视宋代提供了帮助。

　　

　　若能耐心读完《经略幽燕》与《拓边西北》这两本书，必能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宋代
问题上有所收获。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龙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于英年之际，这两
部必将对未来宋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竟都成了遗著。曾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宋辽关
系史专家陶晋生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席，尽心宋代军
事史、对外关系史研究二十余年。2003年初，曾先生将亲自编辑好的《经略幽燕》付梓
，当时谁也想不到，等数月后书稿正式面市时，先生已作古人。《拓边西北》则为先生
遗孀与二三同门师兄弟汇集其遗稿而成。笔者的专业领域是学术思想史，对军事史本是
外行，与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参加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宋史研
究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从参与《拓边西北》编辑的何冠环教授处得知了一些相关情况
。回沪后披读两书，深为其中新颖的论调吸引，才对曾瑞龙博士其人其学有了更多了解
。读竟掩卷，怀着对人事与为学的双重感慨，写下了这篇短文，算是一些读后感吧。■

　　

        延伸阅读

　　●《澶渊之盟新论》

　　张希清等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宋辽关系史》

　　陶晋生著，中华书局，2008年第一版

 

看云录——《京剧大师尚小云》读后 姜鹏     模糊的印象中，尚小云的表演艺术似乎已久违京剧舞台的中心。到目前为止，“四大名旦”的研究中，尚小云这一块无疑是最薄弱的。记忆所及，一九三五年徐汉云编撰《尚小云专集》，一九九○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所出由陕西省政协及河北南宫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题为《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的纪念论文集，为仅见之专门著作。此外，便无可稽考了。同样，在舞台实践的继承上，甚至在票友中的风行，尚派亦远不及梅、程、荀三家红火。即便是在近年频出的各种或成套、或零散的名伶传记中，尚小云也总是付诸阙如。     自王瑶卿打破青衣、花旦两行之壁垒，独创花衫以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的“四大名旦”开始引领一种新的时代风尚，成为现代中国京剧的代表群体。在其中占一席之地的尚小云，一方面以积极的参与促成新、旧京剧表演体系的鼎革，另一方面，在同时代的诸大旦角名家中，他却又以坚持不打破行当界限为其舞台艺术的显著特征，这一现象已不仅是京剧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上升到整个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对于尚氏其人其艺的研究，为何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问题，只能留待研究史的清理来昭示。但令人兴奋的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纪念画册《京剧大师尚小云》终于跟读者见面，这么多年来尚派研究的沉寂也随之被打破。     这本纪念画册，收集了近七百张珍贵图片，其中有很多资料尚属首次公开。内容涉及尚小云各个时期的剧照、戏单、各类活动留影、教学示范图、生活便照等，还包括尚氏部分书画作品。同时也收集了尚氏家人、相关人物的照片。这些图片按照“足迹篇”、“成就篇”、“流韵篇”三大部分编次，从各个侧面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尚小云六十余年的演艺生涯和生活故实。相关的文字部分更是考据审慎，言必有徵。内有“尚派阐微”一节，附着于“成就篇”下，对尚氏所创之尚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昭君出塞》、《失子惊疯》两折剧目作了详细、深刻的分析，再配上尚小云的身段示范照片，真是名至实归的图文并茂。据寡闻所及，这段内容应该是目前为止系统化、理论化描述尚小云表演艺术的发轫之作。     该书末附《尚小云艺事年表草》。此表由该书执笔者张伟品先生编次，复由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钮镖先生补订。作为一份颇为详瞻的尚氏年谱，也是眼下仅见的。张伟品先生是当前京剧文化研究的后劲。前曾读其所撰《言菊朋艺事年表草》，便对其考证功夫深为佩服。此次执笔编纂《京剧大师尚小云》画册，一仍其踏实之作风，由年表编纂入手，以期全面把握尚氏之人生、艺术。全书文字朴实平和、叙事信而可徵，持论切实公允。殊非为云亡六十余载的老名伶捉刀代写情书以欺骗读者辈可比。     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京剧史自不例外。相信这本《京剧大师尚小云》纪念画册的出版，为更为深入的尚小云研究，甚而至于京剧史整体的深入思考，都是颇有意义的。

认识自我不应脱离“他者” ——读侯旭东先生《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日期：2009-01-04 作者：姜鹏 来源：文汇报

■姜鹏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了侯旭东先生的长文《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该刊页4—28），对帝制时代的中国是“专制主义国家”这一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如何被国人接受的，作了详细的考察和梳理。文献博洽，方法高明，钩沉发凡皆中规矩。这一“知识考古”式的观念史研究方法，流行于时下，不仅对于我们重新梳理思想史有很大帮助，也拓展了我们整个史学研究的视野。但对于文章的一些具体内容与结论，仍有些拙见似可供引玉。          侯先生在内容提要中阐述了该文的写作主旨，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侯先生虽然在正文中谈到，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梳理传统中国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观念本身被接受及其传播过程，不涉及对中国传统政治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分析（页5）。但这样一个主题的文章，必然会对传统政治本身的研究有所启发。尤其是侯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该观念极大阻碍对中国传统政治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章第三部分“中国接受专制说的背景与后果”，便是这一论点的注脚。          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通过细致的文献爬梳，侯先生大体恢复了晚清以梁启超、严复、王韬等人为首的一批重要学者是如何受明治时期日本学界影响而接受传统中国为专制国家之说的历史过程，也考察了这一思想是如何散发并为更多的人接受的。但侯先生考察的结论却是，以“专制主义”定秦以来至晚清二千余年的中国政体，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梁启超等人通过日本学者的译介，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侯先生立论的基本理由在于，传统中国政体或者说是中国政治机制运行的实际模式，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亚里士多德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东方国家归入他所谓的“专制主义”，乃是基于他对中国政治历史与政治实践的无知。侯先生的这一观点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西方‘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得到了充分阐述。          侯先生在强调传统中国政体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经典“专制主义”不同时，却忘了最基本的一点，亚里士多德始终强调无论是民主制政体，还是君主专制政体，其表现形式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各有多种复杂的表现形态：“我们预先确定君主政体只有一属或数属（多种）。这不难认明，王制实际上包括若干不同种属，它们为政的方法各不相同。”（Politics，3，14；1285a1，吴寿彭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乔治·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s）在《政治学说史》（A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总结为“维系某种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等级组合有多少种方式，就有多少种国家。”（邓正来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47。）将专制主义的概念僵化定型，看来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本意。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林甘泉先生曾撰文，批评冯天瑜的专著《“封建”考论》中对“封建”一词的类似误解。（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林先生的文章《“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刊于《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页145-160。）针对冯天瑜所说历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定义，既不合“封建”一词的中义，也不符合该词的西义，且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林先生指出，作为含义极其复杂的“封建社会”一词，概念本身与实践认知不断磨合，并得到修正，本不存在纯粹而标准化的所谓“封建社会”，不仅中国研究如此，即便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亦复如此。林先生在文章中引证了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的说法，颇具说服力，另外还引了孟德斯鸠的一段话，对我们讨论专制主义也颇具启发意义：          有一天我将用一本专著来证明，东哥特人的君主国的计划和当时其他野蛮民族所建立的一切君主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来证明，说“这一件事情在东哥特人是如此，所以在法兰克人也是如此”，是如何的荒谬。（《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中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317。参考林文第二部分“封建社会的‘中外义’如何‘通约’”。）          看来被侯先生批评为对中国存在偏见的另一位西方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对于各种君主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而不能单纯划一这一点，也是有充分认识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研究，建立在对一百五十八种城邦法典的比较分析基础上。晚清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反思，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极限，始终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那样将不同政体进行归类、对比乃至于理想选择，不可能对皇权-官僚体制作彻底否定，只能在其中打圈圈，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漫长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边界内，中国始终独大，没有一个完全异质、且同样强大的文明可供对比，那也就谈不上有它种政体的选择可能。这或许是造成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部分欧洲知识分子认知差异最重要的背景之一。而到了晚清以降，人们有了对比，这么多有名有姓的大知识分子，为什么在短短一两年之内就接受了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专制政体？这本身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侯先生却说，这是未经深究的皮相之论。但这么多一流学者，在这么大的观念转变问题上，有如此一致的决断，如果毫无事实基础作为他们的认知前提，难道是他们集体认知失范？恐怕不这么简单吧！我们不否认，观念会局限人的视野，经常诱导人们有选择性地认知事实，但归根结底，观念本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事实催生了观念，还是观念催生了事实？梁启超等人，这些比我们更深入那个体制中的人，思想水平至少不亚于现代学者的人，他们的认知，会是跟中国的实情完全脱节的吗？          侯先生批评晚清以来接受中国专制说的学者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被西方话语牵着鼻子走，陷入“自我东方化”的困境。但侯先生却始终没有给读者指明摆脱这种“自我东方化”的光明大道在哪里，也没能提供一套有效的非西方话语式的政体分类学说来应对东、西方差别研究。          更重要的是，当东西方变得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在互相认知要求更高的时代，我们所谓摆脱西方话语的自我认识方法难道就是关起门来照镜子吗？在自我认识的途径中，是否存在一种优先于（逻辑的或者价值的）他者目光的自我认识么？脱离了他者，我们如何认识自我，侯先生考虑过这个问题吗？难道确立中国自身解释权或者“主体性”的努力就要以将业已卷入新时代的我们与他们斥之为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么？那种排斥或者说将他人目光视为异己，而确立自身认识优先性的努力会是有成效的么？          侯文在指出“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偏见”的同时，也承认早先欧洲颂华者与贬华者的观点，各具片面性（页8）。但综合全文，批判的重点似仍落在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贬华一派。而对于颂华者的片面性，未置一辞。我们知道，包括利玛窦在内的传教士以及伏尔泰等启蒙时期欧洲思想家，之所以向欧洲描绘美好的中国形象，其目的在于针对欧洲的现状，而并不在于客观译介中国。其中深具溢美之辞而不尽客观之实，恐怕是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这一事实，不知侯先生的文章是没有照顾到，还是有选择性地忽略，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后者，那就难免会让部分读者产生该文是否具有辩护动机的疑惑。          出于革新之故，梁启超等人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或有偏激之处。我也不赞成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作简单化处理，各个时期的中国政治运行机制，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侯先生是六朝史研究专家，六朝时期的政治运行模式与清代政治运行模式大相径庭，或许正是除了身份性特征之外，侯先生不赞成梁启超观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作为一种类型区分，亚里士多德指出，东方的政治体制与雅典式政治不同，这本身并没有错。两者不同确为事实，这也正是侯先生何以强调中国学者当摆脱西方语境，避免自我“东方化”的前提所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对一些成见式的观念作修正，但作为一个术语，“专制”一词用来对帝制中国作轮廓性描述，又有什么大问题呢？至于说到东西方政体孰优孰劣，或碍于“专制”一词大带贬义，这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无法用科学研究证明其对错。侯先生说，中国人接受“专制”说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其实这些牵涉到观念判断的问题，根本不是科学研究可以解决的，试问可以用科学研究证明秦至清的中国政体不是“专制”政体嘛？同样不行吧。如果按侯先生的思路，以细部特征来确定政体专制与否，那么不但中国早期历史与晚期不同，即便一姓王朝如西汉与东汉、北宋与南宋之间，具体政治运作模式也大相径庭，甚至于东西汉、南北宋各自早期、中期、晚期政治亦自各有特点，难道这些都要划成不同的政体吗？          但总体来说，侯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观念史研究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运作模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仍有很大空间。在相关研究上，不要囿于“专制”一词而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研究趋于简单化与模式化，在这一点上，侯先生的文章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提醒。

事先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是父亲节，但昨晚居然梦到了父亲。不知道是他在想我，还是我在想他。

梦中，父亲给了我一把钥匙，我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

没有父亲的日子，我已经过了七年多了。渐渐地，我也步入了而立之年。但我的生活还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经常会被种种压力和困境逼迫得濒临窒息。偶尔唱唱戏，与三五好友闲聊，也能让我暂时忘却许多烦恼。回过神来，生活还是举步维艰。

 

爸，可曾记得去看看妈？她也经常告诉我，在梦中见到了你。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和前些年相比，精神状态总算好了些。每逢天寒乍暖之际，她都不忘给你烧些纸衣纸钱，可曾收到？

被你说中，也让你失望，我终究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家里的事，全靠姐姐们打点。二姐自从添了孩子后，越来越忙，经济也越发拮据，但对我的照顾依然无微不至，问饥问寒，无日或坠。

希望你给的那把钥匙，真能帮我打开生活之门。

传统的庸俗化

                    ——也谈样板戏进课堂

姜  鹏

前段日子在网上看到京剧被纳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消息，转而又知道拟定教学的唱段绝大部分是样板戏。很多网友将这个新闻转载在各种BBS的Joke版。这固然是青年朋友的幽默，但中小学生学唱样板戏居然是教育部下达的明文命令，也的确是个笑话。无聊的事每天都发生，本来没有兴趣对这类事件费口舌。直到读了柴俊为先生Blog上的批评文章《小学生何必唱京戏》，才觉得也有话要说。

柴先生的文章很深刻。其中如对赵景勃教授“样板戏是人民创造的艺术”、“也是京剧艺术的一部分”之类谬论的驳斥，鞭辟入里。所以这个问题已无需我在这里赘墨，柴先生文章内引汪曾祺、王元化诸先生说甚详。

我想从文化教育的角度谈谈，样板戏进课堂，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被圈入教学范畴的十五个段子，非样板戏者四段，即《报灯名》（选自《打龙袍》）、《包龙图打坐开封府》（选自《铡美案》）、《儿行千里母担忧》（选自《三家店》）、《这一封书信来的巧》（选自《定军山》）。除了第一段《报灯名》为丑角的数板，其它三段有一个共同特点，全是西皮，且以节奏快畅的流水、快板为主体。这一安排，似乎说明，编选者煞费苦心地想使传统合乎现代人快节奏的口味。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便能恍然大悟，明白为什么计划制定者会以样板戏为主（请注意，即便是样板戏，安排的基本也都是快节奏演唱的段子）来进行京剧普及教育。原来几段流水、快板的传统戏加上数目稍多的样板戏，只是为了让京剧看起来能比较“现代化”。主事者可能假定，在传统文化失去培育土壤的今天，“现代化”的京剧应该比较容易被青少年们接受。

这种“现代化”的本质，其实是通过抽掉京剧艺术的真正精髓所在，而将传统“庸俗化”。传统文化的教育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样的教育不仅不能起到普及传统的目的，且会成为传统传承的严重障碍。孩子们不接触京剧，不知道京剧究竟怎么回事，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自己探索。一旦这套计划全面铺开，会使所有学生都觉得“原来京剧就是这样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深入了解京剧的青少年，本来就是少数。这样的教育，最直接的结果，便是一个被严重庸俗化的传统文化形象，在将承担未来文化发展责任的青少年心目中牢牢扎根。这才是对传统最致命的打击。这一过程中，学生化了大力气，学到的只是按照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编排出来的伪传统，对于真正的传统精髓之所在，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了解。这难道不是教育的负效应和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吗？错误的教育模式植入错误的观念，反而占夺了学生们了解真正传统的机会。甚至有可能使他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此，则本已奄奄一息的传统，不死何为？

京剧属于过去时代的艺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面对当今整体社会文化日趋庸俗的现状，有传统积淀的文化形式如京剧之类，应该给予大力保护和宣传。但这种保护和宣传，不应以将传统庸俗化来迎合当下口味的方式体现。也正因为当前社会文化有庸俗化的倾向，在宣传传统文化时，保持其原汁原味，才更显得重要。进行人文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明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而我们今天缺少的，又是什么。一味迎合当前口味，那还要学习传统干嘛呢？

个人认为，当前要在教育环节中弥补人文关怀的缺失，关键还不在于要让中小学生必修哪种形式的高雅艺术。关键是要加强以往我们一直忽视的美学教育，培养中小学生的审美能力。他们首先应该学会的，是如何鉴别、思考美，并要学会用健康的心态来看待古今中外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文化。而不是被迫去接受经某些人、某些部门鉴定为美的东西。至于样板戏是否有可取之处，还是交给专家们去研究吧。

这次事件，又是一次明显的权力滥用。如果教育部给出一个加强中小学生文化素养教育的指导性意见，我会非常拥护。但至于教什么、怎么教，因让每个学校根据自身的师资条件来决定。而把想学什么的选择权，交还给孩子。